他也不管是否是牢骚话了，心里是怎样想的，就怎样说。各人认识不同，作为下级机关的江红雷来说，他亲历的这些事，自己心里的感触最深。
“那你认为，‘弓长’案发的事情，是怎么回事？”特派员终于提出了一个实质的案例。也因为这个案例，杨贵先被认为负有责任，甚至于“弓长”正因为被刺杀，也成为了杨贵先是潜藏在调查站里的“水工”的重要证据。
“我觉得‘弓长’来海安城站，他的失败几乎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立功心切，总想在短期内建立功勋，以此来作为投名状，不顾我们的劝告。自然，上级也要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也成了他的尚方宝剑。”江红雷坚锐地指出。
“这就是说，你们海安城站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完全是‘弓长’咎由自取？”特派员反问江红雷。他也没有想到，江红雷也这样认为，而且说话的风格也是这样耿直，直言直语。
“我们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劝过其要放长线调大鱼，海安城情况不比别的地方，比较复杂，共产党地下组织隐蔽较深，一般的方法是不凑效的。”
“他没听吗？”特派员问。
“他哪里听呢！他到处招摇，仿佛别人不认识他一样，处处展示自己，急于要取得联系一样，以此来吸引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注意。这下好了，果然他们来了，可是一来就要了他的性命。”江红雷接着特派员的话回答。
“他来海安城可是隐密的，为何共产党地下组织会知道他反水了呢？”特派员又问。
“这个我不知道，但从他那急切的样子，共产党肯定会知道。他脱离海安城那么久了，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共产党内部也会有通报的，既然其内部有通报或没有，他都危险的。”江红雷继续回答。
“此话怎讲？”特派员问江红雷，共产党内部的通报有无，“弓长”都是危险的。
“共产党内部如果通报，那肯定是‘弓长’已经反水的事被共产党知晓，通报海安城地下组织就此机会除掉他；如果共产党内部没有通报，他们也会分析，‘弓长’一些反常的举动让共产党生疑，他们根本不会理会他。”
“同样，他们也会分析，既然上级机关没有通报他要来海安城，现在他来了，肯定是投诚反水，以此法来让海安城地下组织暴露，让我们一网打尽。”
“共产党地下组织深知此道，他怎么可能会上当。他们除掉‘弓长’，也是为了防止他在别处去继续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残害他们的同志，仅此而已。”
“我们也很难办啊！我们跟得近了，又怕有人看出我们来，不上当受骗，反而证明了‘弓长’的反水，不然怎么还有我们调查局的人跟着呢！跟得太远，又怕不能很好地保护他。而他却是我行我素，还在香醉茗跟人打架。”
“还有此事？”特派员听到此事，不由反问了一句。
“是呀，我们就是没有严格控制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上级有令，我们也得任其下去。后来护送他离海安城时，也是煞费苦心，全城布防，可还是在嘉义发生了事。这事也总不能怪罪人家嘉义站吧。”
江红雷说完，又喝了口茶。他又起身给特派员续了点茶，便又坐到原位上。
听话听音，特派员觉得江红雷还是在为海安城站推卸责任，他所说的责任，也是完全构不成责任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替杨贵先开脱责任，这一点特派员心里清楚。
不过特派员觉得，江红雷不应该不讲原则地一味这样，他江红雷应该不是这样一个不原则的人，为何在杨贵先这件事上，却反复替其说话，这倒让特派员有点不理解。
按理说，杨贵先倒了，他江红雷最有可能接替这个位置，难道其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考虑，搞一团和气？特派员不解，或者江红雷只是出于面子，替杨贵先说些好话，到关键时候还是不一样的。特派员只是这样想，但他也拿不准。
“那你说杨贵先不是‘水工’有什么证据？”特派员又问。
江红雷听到特派员这样说，心里极为不高兴。你们说人家有罪，不能证明，更谈不上铁证，用的只是推理，或者是杨贵先工作上的失误，但这跟其有罪还有极大的距离。
证明不了别人有罪，反而要让人家证明自己无罪，这不知是何方王法。虽然江红雷不高兴，但他还得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杨站长是这个‘水工’的话，他更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去这件事，暴露自己。要想，他在调查站多长时间了，掌握着多少秘密，共产党地下组织那么短视，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海安城地下组织丝毫秘密的‘弓长’去冒这个风险。”
江红雷这样分析着，这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晓的事。他一个“弓长”在海安城里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哪能动摇了共产党秘密人员“水工”的位置呢！
特派员说“水工”并不完全掌握“弓长”对其有多少掌握，在感觉到危险时，消除危险也是正常的事。
江红雷反驳称，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水工”也会极早告诉上级，要上级派人在别人就将“弓长”给处理了。可是事情并未照这样发生。而且直到“弓长”离开海安城时，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虽然受重伤，可也未死亡地离开了海安城。
如果杨贵先是“水工”，他摸不清“弓长”对其究竟掌握着多少情况，他还会让其活着离开海安城？既然做了，还不做昨干净一点。江红雷说，杨站长他不会那么傻。
这就是说，杨贵先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水工”，他在这件事上，有无大的过错。如果说他真有错的话，那也是全站所有人员的错。江红雷说他也可能有错，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他的人一直跟着“弓长”的。
“那你认为，‘弓长’案发的事情，是怎么回事？”特派员终于提出了一个实质的案例。也因为这个案例，杨贵先被认为负有责任，甚至于“弓长”正因为被刺杀，也成为了杨贵先是潜藏在调查站里的“水工”的重要证据。
“我觉得‘弓长’来海安城站，他的失败几乎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立功心切，总想在短期内建立功勋，以此来作为投名状，不顾我们的劝告。自然，上级也要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也成了他的尚方宝剑。”江红雷坚锐地指出。
“这就是说，你们海安城站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完全是‘弓长’咎由自取？”特派员反问江红雷。他也没有想到，江红雷也这样认为，而且说话的风格也是这样耿直，直言直语。
“我们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劝过其要放长线调大鱼，海安城情况不比别的地方，比较复杂，共产党地下组织隐蔽较深，一般的方法是不凑效的。”
“他没听吗？”特派员问。
“他哪里听呢！他到处招摇，仿佛别人不认识他一样，处处展示自己，急于要取得联系一样，以此来吸引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注意。这下好了，果然他们来了，可是一来就要了他的性命。”江红雷接着特派员的话回答。
“他来海安城可是隐密的，为何共产党地下组织会知道他反水了呢？”特派员又问。
“这个我不知道，但从他那急切的样子，共产党肯定会知道。他脱离海安城那么久了，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共产党内部也会有通报的，既然其内部有通报或没有，他都危险的。”江红雷继续回答。
“此话怎讲？”特派员问江红雷，共产党内部的通报有无，“弓长”都是危险的。
“共产党内部如果通报，那肯定是‘弓长’已经反水的事被共产党知晓，通报海安城地下组织就此机会除掉他；如果共产党内部没有通报，他们也会分析，‘弓长’一些反常的举动让共产党生疑，他们根本不会理会他。”
“同样，他们也会分析，既然上级机关没有通报他要来海安城，现在他来了，肯定是投诚反水，以此法来让海安城地下组织暴露，让我们一网打尽。”
“共产党地下组织深知此道，他怎么可能会上当。他们除掉‘弓长’，也是为了防止他在别处去继续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残害他们的同志，仅此而已。”
“我们也很难办啊！我们跟得近了，又怕有人看出我们来，不上当受骗，反而证明了‘弓长’的反水，不然怎么还有我们调查局的人跟着呢！跟得太远，又怕不能很好地保护他。而他却是我行我素，还在香醉茗跟人打架。”
“还有此事？”特派员听到此事，不由反问了一句。
“是呀，我们就是没有严格控制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上级有令，我们也得任其下去。后来护送他离海安城时，也是煞费苦心，全城布防，可还是在嘉义发生了事。这事也总不能怪罪人家嘉义站吧。”
江红雷说完，又喝了口茶。他又起身给特派员续了点茶，便又坐到原位上。
听话听音，特派员觉得江红雷还是在为海安城站推卸责任，他所说的责任，也是完全构不成责任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替杨贵先开脱责任，这一点特派员心里清楚。
不过特派员觉得，江红雷不应该不讲原则地一味这样，他江红雷应该不是这样一个不原则的人，为何在杨贵先这件事上，却反复替其说话，这倒让特派员有点不理解。
按理说，杨贵先倒了，他江红雷最有可能接替这个位置，难道其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考虑，搞一团和气？特派员不解，或者江红雷只是出于面子，替杨贵先说些好话，到关键时候还是不一样的。特派员只是这样想，但他也拿不准。
“那你说杨贵先不是‘水工’有什么证据？”特派员又问。
江红雷听到特派员这样说，心里极为不高兴。你们说人家有罪，不能证明，更谈不上铁证，用的只是推理，或者是杨贵先工作上的失误，但这跟其有罪还有极大的距离。
证明不了别人有罪，反而要让人家证明自己无罪，这不知是何方王法。虽然江红雷不高兴，但他还得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杨站长是这个‘水工’的话，他更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去这件事，暴露自己。要想，他在调查站多长时间了，掌握着多少秘密，共产党地下组织那么短视，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海安城地下组织丝毫秘密的‘弓长’去冒这个风险。”
江红雷这样分析着，这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晓的事。他一个“弓长”在海安城里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哪能动摇了共产党秘密人员“水工”的位置呢！
特派员说“水工”并不完全掌握“弓长”对其有多少掌握，在感觉到危险时，消除危险也是正常的事。
江红雷反驳称，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水工”也会极早告诉上级，要上级派人在别人就将“弓长”给处理了。可是事情并未照这样发生。而且直到“弓长”离开海安城时，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虽然受重伤，可也未死亡地离开了海安城。
如果杨贵先是“水工”，他摸不清“弓长”对其究竟掌握着多少情况，他还会让其活着离开海安城？既然做了，还不做昨干净一点。江红雷说，杨站长他不会那么傻。
这就是说，杨贵先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水工”，他在这件事上，有无大的过错。如果说他真有错的话，那也是全站所有人员的错。江红雷说他也可能有错，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他的人一直跟着“弓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