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9部分
>
十月六日，周恩来总理为欢庆国庆十周年发表《伟大的十年》的文章，他说：“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下，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就。我们可以列举大量数字和事实彻底驳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三面红旗的恶毒诬蔑和攻击。我们对这些人的斗争完全必要，经常及时。”
但是，根据康生得到的密报：就在这年的十月初，彭真偷偷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觉得也不顺耳，但未做声。等着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许事情就更明了了。”他把这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说：“我知道了，这话不要再说了，以免引起误会。这件事还需要更长的一个时期才顾得上处理。现在基本上不作考虑。”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文章，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党的分歧绝不是一般的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他们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过去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今后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许多民主人士，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事实经过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再提阶级斗争，再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了。提的大多了只会引起人民的反感。”
这时，康生给毛泽东批过两封密信，反映：“一九五九年底，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早就做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背着党中央，带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陶铸等人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糕，专机运往海南岛，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祝贺。”毛泽东看了密信，对康生、江青等人说：“他当了国家主席了，感到羽毛丰满了，就不那么谨慎了。要注意这一点，慢慢地观察。”他对江青说：“类似这样的信件最好不要批示，直接交给刘少奇同志去处理，让他自己去考虑应该怎么办吧。毕竟是国家主席嘛。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个麻烦的人物，可能要和他进行作战。没有一场较量不可能了。警惕他在我们党内的活动，特别是在上层。注意动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第二年的一月三十日，中宣部召开了为时很久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邓小平对会议作的指示中说：“反对修正主义不能影射苏联，在一些提法上一定要慎重；批判一定要长期打算、充分准备、细水长流，写出有份量的文章，不要一下发动总攻，不要搞成一个大运动。在出版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方面，也要坚持无害的要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给人一种无产阶级要打破一切祖先的感觉。”
十二月三十日，陆定一在这个会上的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对江青、田家英等人说：“你们告诉陆定一，他把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责任强加到斯大林头上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恶毒地骂斯大林，是从这个中宣部长起头的。他干脆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搬出来好了。我们要批评他，不允许他再这样做。否则，就让他滚蛋！”
在一九六零年的元旦献词中，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阻挠破坏，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高举三面红旗，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工业生产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农村人民公社也逐步走上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铁的事实证明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破产。”
这一切，作为对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毫无所知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了。“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就是他们共同的志愿。
下册
第十七章 你死我活
＇毛泽东最善于从理论上置对手于死地，他想用《二十三条》来缴刘少奇的械，但是还是没有选准突破口……＇
当天夜里，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陈伯达惊得脸色都变白了。虽然他刚刚服了安眠药，但是此时此刻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毛泽东站起来，在房间里边走路边说话，那个模样使陈伯达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指挥解放战争岁月里的毛泽东。他也是这样，在房间里边散步边思考，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不停地抽着，吸着，整夜地不睡觉。陈伯达抬起眼皮望了望毛泽东，这位统帅的眼睛也网上了细细的红丝。江青对他说：“那个人很奇怪，本来他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总是不断地散布和平麻痹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进攻制造迷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没有少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大刮翻案风和单干风，现在突然地‘左’起来了，王光美的四清经验整起人来是什么人都要整，要把四清搞成一个大混战！’”
毛泽东连声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于是，他不停地口授着：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陈伯达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走动着。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毛泽东说得很缓慢，语言都是过去陈伯达很熟悉的一些名词：“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上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陈伯达回到自己家里，马上给王力打电话，把他叫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意思，让他帮助自己起草文件。王力一听这些内容，惊奇得脸色苍白：“这不是把矛头对准了少奇同志了吗？”陈伯达点点头，马上又摇头：“你不要瞎说，这事非同小可。”
憋了一会儿，王力又说：“现在把矛头对准少奇，对党的工作可是不利呀！”
陈伯达说：“现在整少奇同志是不大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然，他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说：“你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呀。”
担任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已经摸到了实底，嘴角笑了。他回去以后，一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陈伯达一起担负起文件的整理工作。一边打电话找正在参加会议的陶铸，把他从陈伯达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陶铸着急地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给少奇同志透点风，让他给毛主席作个检查，让他尊重毛主席，把这件事压下去。”
他向王力介绍了毛泽东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在讲话时，拍了拍案头的两本书：‘我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我是公民，我有讲话的权利。我是党员，我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利，更别提我还是党的主席了。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一个人不准我讲话，所以你们一个违犯党章，一个违犯宪法，你们说是不是啊？如果你们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那么我就该抓起来了，我看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胆子吧？如果我还算公民，算党员，那么我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讲话？’我从来没有看到毛主席这么激动过。事情已经弄大了！”
这时，参加会议的彭真也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加上王力也给他透漏了毛泽东指示起草文件的内容，更加对党中央出现的这些分歧感到担心。他曾经找过陶铸，对他说明情况后说：“两位主席出现不团结，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我们国家刚刚有了起色，再折腾下去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主席对你不错，适当的时候见见主席，多给少奇讲点好话。少奇还是他多年的老战友嘛。”
陶铸也同意彭真的意见。但是他说：“这事非得少奇同志检查不可，不然，主席那边是不会让步的。主席这个人，最能原谅的就是检查自己错误的人。要去，我们一块去见少奇同志。毛主席那里，我是不敢讲那种话的。”彭真也有同感。于是，他们一块去找刘少奇，对他不尊重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劝他立即向毛泽东认错。彭真说：“主席是我们全党的旗帜，现在任何损失这面红旗的行为，都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
同时，安子文也代表组织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尊重毛泽东不够，毛泽东讲话时他不该插话，等等。刘少奇说：“我想不到现在的是非会一下子这么多，如果说我尊重毛主席不够的话，我就在会议上检讨。”
是的，刘少奇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被震惊了。他马上打电话约见毛泽东，表示承认错误。同时，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说他不该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毛泽东冷笑道：“什么尊重我不尊重我的问题，怎么扯到个人的事情上了呢？我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原则分歧。”
江青对康生说：“主席实际上是对有些人一个严重的警告，不要欺人太甚！当上了什么国家主席就可以忘乎所以，群众起来革命是什么框框都会打破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时候，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显得忧心忡忡，说：“谁知道下一代会干什么事情，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另一种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反革命。但是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将来的事情由将来的人们决定。”
斯诺问他：“现在的人们听你的话，将来的人们还会听你的话吗？”
毛泽东说：“这就要看我们的后人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了。几十年后人们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坏人了。帝国主义不赞成我，修正主义也不赞成我，各国的反动派更是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中国人也是不赞成我的。当然，我也反对人家，他们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们，这就发生了争论，这就要展开斗争。斗争就要有赢有输，不奇怪。很正常。我是作好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准备的。”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同陶铸、王任重等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问道：“如果北京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是感觉到要出问题的。现在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获得通过，并以中央名义印发全党。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教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同时也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来做出部署。
这个文件也叫《二十三条》，里面强调说：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人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江青在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的时候，曾经列举这段话说：“毛主席的这几句论述，实际上也是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的根源和给他们所做出的定义，也给我们怎样采取斗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批驳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观点后，特意在这个文件里再次批驳，指出：“这两种提法，是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段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
十月六日，周恩来总理为欢庆国庆十周年发表《伟大的十年》的文章，他说：“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下，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就。我们可以列举大量数字和事实彻底驳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三面红旗的恶毒诬蔑和攻击。我们对这些人的斗争完全必要，经常及时。”
但是，根据康生得到的密报：就在这年的十月初，彭真偷偷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觉得也不顺耳，但未做声。等着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许事情就更明了了。”他把这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说：“我知道了，这话不要再说了，以免引起误会。这件事还需要更长的一个时期才顾得上处理。现在基本上不作考虑。”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文章，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党的分歧绝不是一般的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他们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过去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今后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许多民主人士，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事实经过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再提阶级斗争，再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了。提的大多了只会引起人民的反感。”
这时，康生给毛泽东批过两封密信，反映：“一九五九年底，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早就做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背着党中央，带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陶铸等人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糕，专机运往海南岛，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祝贺。”毛泽东看了密信，对康生、江青等人说：“他当了国家主席了，感到羽毛丰满了，就不那么谨慎了。要注意这一点，慢慢地观察。”他对江青说：“类似这样的信件最好不要批示，直接交给刘少奇同志去处理，让他自己去考虑应该怎么办吧。毕竟是国家主席嘛。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个麻烦的人物，可能要和他进行作战。没有一场较量不可能了。警惕他在我们党内的活动，特别是在上层。注意动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第二年的一月三十日，中宣部召开了为时很久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邓小平对会议作的指示中说：“反对修正主义不能影射苏联，在一些提法上一定要慎重；批判一定要长期打算、充分准备、细水长流，写出有份量的文章，不要一下发动总攻，不要搞成一个大运动。在出版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方面，也要坚持无害的要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给人一种无产阶级要打破一切祖先的感觉。”
十二月三十日，陆定一在这个会上的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对江青、田家英等人说：“你们告诉陆定一，他把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责任强加到斯大林头上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恶毒地骂斯大林，是从这个中宣部长起头的。他干脆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搬出来好了。我们要批评他，不允许他再这样做。否则，就让他滚蛋！”
在一九六零年的元旦献词中，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阻挠破坏，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高举三面红旗，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工业生产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农村人民公社也逐步走上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铁的事实证明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破产。”
这一切，作为对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毫无所知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了。“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就是他们共同的志愿。
下册
第十七章 你死我活
＇毛泽东最善于从理论上置对手于死地，他想用《二十三条》来缴刘少奇的械，但是还是没有选准突破口……＇
当天夜里，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陈伯达惊得脸色都变白了。虽然他刚刚服了安眠药，但是此时此刻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毛泽东站起来，在房间里边走路边说话，那个模样使陈伯达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指挥解放战争岁月里的毛泽东。他也是这样，在房间里边散步边思考，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不停地抽着，吸着，整夜地不睡觉。陈伯达抬起眼皮望了望毛泽东，这位统帅的眼睛也网上了细细的红丝。江青对他说：“那个人很奇怪，本来他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总是不断地散布和平麻痹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进攻制造迷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没有少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大刮翻案风和单干风，现在突然地‘左’起来了，王光美的四清经验整起人来是什么人都要整，要把四清搞成一个大混战！’”
毛泽东连声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于是，他不停地口授着：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陈伯达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走动着。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毛泽东说得很缓慢，语言都是过去陈伯达很熟悉的一些名词：“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上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陈伯达回到自己家里，马上给王力打电话，把他叫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意思，让他帮助自己起草文件。王力一听这些内容，惊奇得脸色苍白：“这不是把矛头对准了少奇同志了吗？”陈伯达点点头，马上又摇头：“你不要瞎说，这事非同小可。”
憋了一会儿，王力又说：“现在把矛头对准少奇，对党的工作可是不利呀！”
陈伯达说：“现在整少奇同志是不大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然，他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说：“你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呀。”
担任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已经摸到了实底，嘴角笑了。他回去以后，一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陈伯达一起担负起文件的整理工作。一边打电话找正在参加会议的陶铸，把他从陈伯达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陶铸着急地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给少奇同志透点风，让他给毛主席作个检查，让他尊重毛主席，把这件事压下去。”
他向王力介绍了毛泽东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在讲话时，拍了拍案头的两本书：‘我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我是公民，我有讲话的权利。我是党员，我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利，更别提我还是党的主席了。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一个人不准我讲话，所以你们一个违犯党章，一个违犯宪法，你们说是不是啊？如果你们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那么我就该抓起来了，我看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胆子吧？如果我还算公民，算党员，那么我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讲话？’我从来没有看到毛主席这么激动过。事情已经弄大了！”
这时，参加会议的彭真也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加上王力也给他透漏了毛泽东指示起草文件的内容，更加对党中央出现的这些分歧感到担心。他曾经找过陶铸，对他说明情况后说：“两位主席出现不团结，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我们国家刚刚有了起色，再折腾下去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主席对你不错，适当的时候见见主席，多给少奇讲点好话。少奇还是他多年的老战友嘛。”
陶铸也同意彭真的意见。但是他说：“这事非得少奇同志检查不可，不然，主席那边是不会让步的。主席这个人，最能原谅的就是检查自己错误的人。要去，我们一块去见少奇同志。毛主席那里，我是不敢讲那种话的。”彭真也有同感。于是，他们一块去找刘少奇，对他不尊重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劝他立即向毛泽东认错。彭真说：“主席是我们全党的旗帜，现在任何损失这面红旗的行为，都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
同时，安子文也代表组织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尊重毛泽东不够，毛泽东讲话时他不该插话，等等。刘少奇说：“我想不到现在的是非会一下子这么多，如果说我尊重毛主席不够的话，我就在会议上检讨。”
是的，刘少奇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被震惊了。他马上打电话约见毛泽东，表示承认错误。同时，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说他不该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毛泽东冷笑道：“什么尊重我不尊重我的问题，怎么扯到个人的事情上了呢？我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原则分歧。”
江青对康生说：“主席实际上是对有些人一个严重的警告，不要欺人太甚！当上了什么国家主席就可以忘乎所以，群众起来革命是什么框框都会打破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时候，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显得忧心忡忡，说：“谁知道下一代会干什么事情，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另一种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反革命。但是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将来的事情由将来的人们决定。”
斯诺问他：“现在的人们听你的话，将来的人们还会听你的话吗？”
毛泽东说：“这就要看我们的后人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了。几十年后人们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坏人了。帝国主义不赞成我，修正主义也不赞成我，各国的反动派更是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中国人也是不赞成我的。当然，我也反对人家，他们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们，这就发生了争论，这就要展开斗争。斗争就要有赢有输，不奇怪。很正常。我是作好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准备的。”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同陶铸、王任重等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问道：“如果北京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是感觉到要出问题的。现在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获得通过，并以中央名义印发全党。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教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同时也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来做出部署。
这个文件也叫《二十三条》，里面强调说：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人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江青在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的时候，曾经列举这段话说：“毛主席的这几句论述，实际上也是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的根源和给他们所做出的定义，也给我们怎样采取斗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批驳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观点后，特意在这个文件里再次批驳，指出：“这两种提法，是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段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